那辆二八大杠靠在南翟营社区的墙根下，已经很久没有人骑了。车把上的漆皮翘起来露出铁锈色的底子，后座的弹簧塌了一半，前轮断了两根辐条，转起来晃晃悠悠，像一个老人走路时微微发颤的腿。横梁上有一道深深的划痕，是1990年骑车摔倒留下的。
容士彦每天早起，还是会走到墙根下，用手掌摸一摸那根横梁。铁是凉的，他摸着摸着手心就热了。
八十五岁了，他已经骑不动了。可那辆车记得所有的路，从石家庄市区到井陉县，从并陉到赞皇，从赞皇到灵寿，后来路线越来越长……四十年间，两百多个孩子，九十余万元，这些数字，都碾在那两道车轮印里，碾进了华北平原的泥土中。
如今车轮不转了，可车辙还在。
容士彦这辈子跟“穷”字打过太久的交道。1940年深秋，他生在石家庄郊区一个贫寒的家庭。穷是什么滋味?是学校组织看电影，五分钱一张票，别的孩子蹦蹦跳跳去排队，他蹲在地上假装系鞋带。鞋带系了又松，松了又系。直到散场，他也没站起来。
那天的事，他记了一辈子。
不是因为委屈，是因为后来有个实习老师叫戴秀琴，不知怎么就注意到了这个总在“系鞋带”的孩子。她没问，也没说，只是默默替他交了那五分钱。
五分钱。
后来容士彦当了一辈子老师，捐了一辈子钱，有人问他图什么，他总是先讲这个故事。讲完了，他说:“五分钱能改一个人的命。我就是那个被改了命的人。”
命运确实改了，中学有了助学金，大学免了学费。一九六四年，容士彦站上了讲台，成了容老师。
他教了一辈子书。
1985年的一个傍晚，容老师回家手里攥着一本杂志。他坐在饭桌把一篇文章读了三遍。文章讲的是一个孩子，父亲双目失明，母亲体弱多病，家里穷得连学费都交不起。容士彦把杂志合上，没说话。老伴端菜上桌，看了他一眼:“怎么了?”“我想帮帮这个孩子。”老伴没接话。工资刚够一家人吃饭，两个女儿还在上学，哪有余钱?可她太了解这个人了：一旦决定了什么，十头牛都拉不回来。
第二天,容老师去车铺买了一辆二八大杠，花了小半个月的工资。老伴心疼，他说:“坐公交车有路线限制，骑车能多跑几个地方。”
第三天起，这辆二八大杠就成了容老师的腿。他开始到处找需要帮助的孩子，报纸上登的，希望工程办公室给的名单，学校同事提供的线索，他全部抄在本子上，然后骑车一个个去核实。每到一户人家，他先不谈钱，先看孩子的眼睛。他说:“眼睛亮不亮，骗不了人。眼睛亮的孩子，你帮他一把，他能飞起来。”赞皇、灵寿、井陉、蔚县.……
1990年夏天，他去井陉县走访困难学生。凌晨四点出发时天还黑着，路面有个坑，连人带车摔了出去，左腿骨折，疼得他在地上躺了好几分钟才缓过来，第一件事是去摸车筐一一信封还在。他咬着牙把车扶起来，左腿不敢用力，就用右腿蹬一下、左腿虚点一下，一瘸一拐地往前骑。七十多里山路，他骑了整整一个上午。到了井陉，他走访了三户人家。每到一户，他把助学金亲手递过去，说的话都一样:“让娃好好念书，钱的事有我。”回来的路上，太阳已经偏西了。他一个人骑在山路上，骨折的腿每踩一下踏板都像刀割。可他没觉得苦。他想的是那三个孩子——这个学期，他们不用辍学了。
那辆二八大杠的后座，坐过很多人，最多的时候是老伴。老伴话不多，但她有她的用处。她会拉着受助孩子的手问冷暖，会帮人家干点力所能及的活。
容老师在前面递钱，她在后面递温度。
四十年，二百多个孩子，九十多万元，这组数字放在纸上很轻，可如果看见过那辆二八大杠，就知道它有多重。车把上的胶皮磨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，后轮的挡泥板换过三次，轮胎补了不知道多少回，座垫的皮面裂了，他用胶布缠了一层又一层，坐上去还是硌得慌。可这辆车跑过的路，比很多人一辈子走的都远。
容老师的生活非常简朴。他的家至今还是老样子，客厅里没有像样的家具。可他的汇款单，一张接一张，从这间屋子寄出去，寄到大山深处，寄到那些他骑车到不了、但心能到的地方。
两个女儿在父亲的影响和带动下，也毅然上了助学之路。大女儿成家后，女婿跟着岳父一起去走访。小女儿还在上学时，就开始从生活费里省出钱来，捐给山区的孩子。外孙上高中，把省下的饭钱寄了出去;外孙女上小学，把捡废品卖塑料瓶的钱，一分不少地交到了外公手里。
后来，这个捐助团队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，加入的人越来越多。有他曾经资助过的学生，有他周边的同事，有社会上的爱心人士……
容老师高兴地对老伴说：“你看，咱们播下的种子发芽了。”
2016年，容士彦获评“感动河北十大年度人物”。颁奖那天，他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夹克，站在台上，灯光打在他脸上。他没讲什么大道理，只讲了五分钱电影票的故事。他说，“我就是那个被改了命的人。我这辈子做的所有事，就是想让更多的孩子，不用再蹲在地上系鞋带。”台下安静了几秒，然后掌声响起来。他并未在意这些，第二天凌晨四点，他又骑上那辆二八大杠出发了。
现在，一直伴随容老师的那辆二八大杠静静地靠在墙根下，辐条断了两根，弹簧塌了一半，漆皮锈了，也不再被骑了，可轮子还是圆的，还在转，不是车轮在转，是那束光在转。
